作者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吴培新

　　面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和不确定性上升，宏观政策的关键是风险管理。短期内，政策措施应当摆脱常规思维，体现“快、准、狠”的特点，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，增强精准扶持力度。

　　所谓“快”，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对疫情冲击作出政策响应；所谓“准”，就是在政策作用的对象上要精准；所谓“狠”，就是政策力度要强于此前正常时期的水平，给不确定性加上“一把锁”。

　　具体来看，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既有总量上的影响，也有结构上的影响。总量上的影响是指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低于原先预期，需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；结构上的影响是指餐饮、旅游、住宿、娱乐、零售、交通运输等服务行业的中小微企业受冲击较大，需要采取结构性的政策工具来精准扶持。

　　当然，加大宏观政策的调控力度并不意味着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。从历史来看，大规模刺激政策并不能真正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。

　　一方面，货币政策要总量工具和结构工具并用。

　　目前，央行已经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有力的维稳措施。例如，春节后主要通过逆回购方式向市场投放流动性，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；引导各种利率先后下降10个基点，带动市场整体利率下行；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、5000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，进一步支持抗击疫情和中小微企业复工。同时，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，有效增加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稳定资金来源，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。

　　在此基础上，央行还可以总量性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并用，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。比如，适当下调存款基准利率，继续引导市场利率下行；加大中小银行资本金补充力度，增加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。

　　应当看到的是，尽管近几个月消费者价格指数（CPI）同比有上涨趋势，但这主要是猪肉价格上涨所导致的。也就是说，CPI的上涨更多的是临时性因素，而不是经济基本面因素。实际上，核心CPI的上涨已经有半年徘徊在1.4%和1.5%之间，工业品出厂价格（PPI）指数的上涨更是持续徘徊在零值附近。在此情形下，货币政策有加大政策力度的空间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财政政策要精准到位。

　　在宏观政策工具中，财政政策见效快且具有较强的定向调节能力，因而可以发挥挑大梁的作用。疫情暴发后，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举措，主要是支持抗疫相关支出、减免和缓缴单位的各种税费。下一步，可以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力度。

　　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，可视情设立一定的政策保护期。在疫情的冲击下，中小微企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现金流问题。财政政策可对受损严重的企业设置至少一年的保护期，在保护期内通过退税、直接补贴和加大转移支付等定向帮扶，支持企业恢复现金流、发展生产，避免因为现金流断裂而陷入经营困难，防止企业集中倒闭可能引发的失业问题。

　　加快都市圈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。我国的各大都市圈正处于形成、融合过程之中，加快都市圈内各个城市之间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、推动都市圈经济一体化进程，有助于相关城市更加聚焦各自的优势产业，确保资源以更低的成本流动和配置。通过优势互补，形成更大的市场，进而增强规模经济效应、降低经济运行成本。

　　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。2019年末，我国城镇化率为60.6%。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相比，尚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。要进一步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、精简积分项目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。

　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。可将已规划好的建设项目提前实施，对人口持续流入较多的城市可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。同时，由于建筑业就业占城镇就业比重较大，建议开启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。

　　加快5G网络建设及商业应用步伐。5G网络建设可以带动更多的投资和机会，5G网络商业化应用可以进一步降低网络经济的运行成本，催生新经济、新业态，为经济发展提供诸多增长点。

　　加大对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保和保障性住房等基本民生项目的投入。在日本和美国，这四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60%。如果我们的财政支出可以更多投入这些基础民生领域，特别是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，有助于全面增强国家、社会以及民众抵御风险的能力。